2015 年我们正式提出并论证了"国家翻译实践" (任东升，高玉霞  2015)，这一概念是基于 2007 年我们对"翻译"的定义": 翻译是人类出于交际需要以不同 语 言 符 号 系 统 为 媒 介 的 跨 文 化 思 维 活 动 和 生 产 实 践。  以此类推，可得出"翻译是国家的生产实践"，再依照"主体+行为"模式便推演出"国家翻译实践"这种表达。 在"国家翻译实践"概念 提出前，国内外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提法。  国内有耿

强 的 "国 家 机 构 翻 译 "(National Auent Translation，2012)，  郑 畔 的 "国 家 赞 助 翻 译 "(State -sponsoredTranslation，  2012)   和 耿 强 的 "政 府 译 介 模 式 " (Government-run Translation，2014)， 倪 秀 华(2012)的"国家机构为主导"的对外文学翻译模式等;国外也提 出了"机构翻译"(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Mossop 1988:65)的概念。  为了系统地说明国家翻译实践与以上类似提法之异同，本文拟从学理上对"国家翻译实践"进 行概念界定，分析其学科基础、必要构件、实践主体和内生性演化历程，  并结合其主体概念搭建横向概念 系统，以属种关系为骨架搭建纵向概念系统，最终建立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的构架。1. "国家翻译实践"概念解读概念存在于其所处的体系中才能显示独特的理 论、描述和指导功能，体系则是若干概念构成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体，关键在于"若干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许均 2018:64)。 概念体系是"把某一知 识领域的概念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和整体"(宋书文，孙汝亭，任平安 1984:270)。"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翻译实践"论"之核心概念，而核心 概念是概念体系建构的基石，  是确立概念体系内部属种关系和其他关系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