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对外翻译规划是文化外交的重要部分， 其理念和实践不仅反映了输出国的自我形象认 知，同时也促进了该国国际形象的构建。中国 对外翻译规划下的文学外译是中国对外传播事 业的重要构成，对构建中国国际形象以及提升 国家软实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对外翻译规划 的理念和践行，笔者发现21世纪成为关键的转 折点，见证了由国家机构主导的组织化翻译生 产模式走向更为开放、自主和多元的“借帆出 海”模式，国家形象的建构也从自我想象与预 设的视野过渡到与他者视野的兼容并蓄。

改革开放伊始，虽然中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但国家权力的操控仍占据主导地位，主导 翻译行为的依旧是国家机构。随着改革开放渐 渐深入，意识形态的掣肘逐步放宽，国家意志 下组织化与计划化的翻译行为继而让位于以接 受国主动需求为导向的翻译模式。步入21世纪 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各国文化、经济和 政治不断交融，由国家机构主导的外译渠道已 经无法满足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需求，文学译 介需要从政治话语为主导变为以市场话语与政 治话语并重，以满足输入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为 前提，借鉴并运用更多国际社会通行的翻译与 传播方式。 本文将在文化外交理念的指导下梳理改革 开放40年来我国对外翻译规划的路径衍变，探 讨国家机构的翻译如何受制于机构自身的规范以及自我视野中的形象认知， 后继 的“借帆出海”翻译如何在汲取经 验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翻译场域里 的变化， 在服务国家利益的同时注 重市场影响， 从而更好地应对文化 外交所提出的要求。

2.基于文化外交理念的翻译规划 与国家形象构建

文化外交指的是国家运用文化 软实力去影响并推动与他国之间的关 系。这种外交活动的开展基于对他国 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通过艺术、语 言、教育等形式与他国展开深入、广 泛的交流（von Flotow, 2018: 193）。 文化外交的内涵与翻译的本质极其相 似，都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 的有效对话，在这之中，文化软实力 成为核心概念，其强弱直接影响到文 化外交的走向与效果。

在冷战后的综合国力竞争中， 软实力（Soft Power）占据着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这一理念在20世纪90年 代初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提出： “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及其建立的 有利的规则或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 域的能力是关键的权力之源，在当今 世界政治中，这些软性权力之源正变 得越来越重要”（2005：118）。而 文化软实力正是其中的核心要素，表 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 凝聚力和感召力（李敏，2010：114－ 117）。中国学者王沪宁（1993：91） 也曾指出：“把文化看作是一种软实 力，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崭新概念。 人们已经把政治体系、民族士气、民 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发展、科学 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看作是构成国 家权力的属性，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发 散性力量正使软实力具有国家关系中 的权力属性。”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 桥梁， 对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的交 流、吸收、较量或抗衡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多元文化共生的世界 格局中， 对外翻译规划在文化外交 中显得尤为重要。 其中， 文学翻译 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 是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实现途径， 它与文化外交 关系密切， 在塑造国际形象、传播 价值观、改变固有偏见和促进人文 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 如何通过文学翻译来传播国家 理念和政策， 让他国产生共鸣、获 得他国理解并积极影响输入国成为 对外翻译活动的主要职责与使命。 不过， 在已有的翻译研究中， 从文 化外交视角切入的研究并未引起重 视， 这既源于翻译学科自身的研究 问题众多， 无暇顾及其他， 也由于 文化外交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 签而被旁置， 同时也因为以文化外 交为导向的翻译活动注重效果， 但翻译的效果却难以评定（v o n Flotow，2018: 200）。 笔者认为， 基于文化外交理念 的翻译研究的理论前提是：文化外交 需要依靠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 而并非通过强制手段来发挥影 响。文化输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 的成效主要取决于“目标文化的输入 意愿， 而这种意愿又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输入国与输出国的文化地位 对比”（张南峰，2015:92）。从翻 译的维度来看， 文化外交应变“施 加型 （imposition）”为“需求型 （requisition）”。前者指“源语文 化刻意施加的翻译，很少关注目标文 化的需求，注重原文本的意图和意向 性”，后者指“目标文化自身所需求 的翻译”（Dollerup, 1997: 46-47）。 输出国如果不顾目标国的审美倾向、 历史渊源与社会需求，可能会让目标 国置之不理甚而产生反感，认为这是 文化帝国主义的倾销。也就是说，文 化外交是否能收获成效，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目标国是否能够产生对该文 化的兴趣和需求。这就需要包括输出 国政府、文化机构、译者等在内的多 个主体在多个层面上共同运作，通过 出口文化吸引力来获得输入国的认同、支持与接纳，最终实现国家软实 力提升的目标。 文化软实力是塑造国家形象的 重要载体，我国对外翻译规划作为联 结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在协调我国形 象的塑造和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国家形象的认知和建构是一个主 体与客体互动的开放过程，它随着主 体自身的发展和客体的认知变迁而改 变。针对中国国家形象在传播过程中 遇到的一系列桎梏与困难，如：自我 传播的局限性和他者传播的失衡性、 官方和民间缺少对话互动、小众话语 与大众媒介协调失衡、文化交流和国 际传播能力受限（乔旋，2010； 方 爱武、吴秀明，2010；门洪华、周厚 虎, 2012），国家对外翻译规划需要 作出相应的调整，应意识到国家形象 的传播过程既是输出国内在的自身行 为，又是其他国家与之互动的一种外 部行为；不可局限于以往的官方政治 化形象构建，需要扶植民间流行文化 的交流，不断拓展输出国和输入国合 作翻译的媒介渠道以及交流机制，从 “施加型”走向“需求型”翻译，借 此平衡“自我”和“他者”视野中的 中国形象。

3. 世纪前的国家机构翻译：自 我视野中的形象构建

21世纪前的中国对外翻译场域结构单一， 主要由国家机构和政治 资本主导， 与权力场域联系紧密。 场域里的译者、编辑等行为者难以 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受制于机 构的结构和运作， 无法对场域产生 影响。 当时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受中 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外文 局）为首的国家机构主导。 外文局 是中央所属事业单位， 是承担党和 国家书、刊、网络对外宣传任务的 新闻出版机构和对外传播机构。 外 文局旗下的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 出版社是负责向世界传播中国信息 的重要国家机构， 自1952年成立开 始就确定了明确的使命， 希望通过 组织化、计划化地控制译本的出版和 销售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形象，到了改 革开放之后， 翻译活动重新有序开 展，其宗旨依然是服务于新时期的国 家建设。 这种由官方主导的翻译规 划即为典型的“施加型”翻译。

3.1 国家机构的文本选择规范

20世纪80年代， 国内国际环境 发生剧烈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政 策实施， 1979年中美建交， 拉开了 “文革”后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 1983年外文局在《建国以来外文书 刊出版发行事业的十条基本经验》 中要求：“必须清除以‘推动世界革 命’为目的的‘左’的指导方针所 带来的严重后果， 坚决贯彻‘真实 地、丰富多彩地、生动活泼地、尽 可能及时地宣传新中国’的指导方 针， 但也要注意防止忽视政治宣传 的倾向。”（王颖冲，2014：80）

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文学翻 译规划开始注重向外介绍中国当代 社会现状， 传播中国文学作品价 值， 但对意识形态和官方政治思想 的宣传也并未放松。 该时期所出版 的译作一方面呈现出逐渐摆脱以政 治宣传为唯一目的和革命题材独占 鳌头的倾向， 在国内颇具代表性的 多个文学流派的多名作家、多种题 材的作品都有译本， 具有时代批判 性和反思性的作品亦均有翻译， 如 宗璞的《弦上的梦》、王蒙的《蝴 蝶》、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 紫》、程乃姗的《蓝屋》、古华的 《芙蓉镇》、谌容的《人到中年》 等。 这些作品摆脱了革命话语的窠 臼， 跳出文学说教的简单范式， 描 述了自抗战以来各个时期农民、知 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状态 和他们所面对的种种社会现实问 题， 对其时的中国社会和民众展开 了较为真实、生动且又鞭辟入里的 文学叙事， 其中不乏对于时代的批 判和反思。 虽然这一部分被译介的 作品为数不多， 但这一趋势展示了

官方向外传播多元中国的积极姿 态。 另一方面， 宣传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政策和人 民生活等这些主题依然是该时期的 文学译介主流。 如浩然的《金光大 道》， 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 孙犁的《风云初记》《荷花淀》 《孙犁小说选》， 丁玲的《太阳照 在桑干河上》， 赵树理的《李有才 板话》，马烽的《村仇》等。

到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 日益深化， 市场经济迅猛发展， 中 国社会走向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新阶 段。 由国家机构主导的翻译作品题 材广泛， 出现了一系列涉及知青、 女性、少数民族、历史、反贪、改 革及爱情等反映历史及当下中国 的、或写实或虚构的文学作品。 其 中有陆星儿的《啊！青鸟》、艾 芜的《芭蕉谷》、扎西达娃的《西 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霍达 的《穆斯林的葬礼》、刘震云的 《官场》、池莉的《不谈爱情》、 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恒的《伏 羲伏羲》、陈源斌的《秋菊打官 司》等。 从以上这些译本可以看出 一些新兴题材的出现， 如官场、改 革、爱情等贴近社会生活的小说的 选取， 反映了改革开放浪潮下中国 社会的变化及发展以及社会成员的 生活常态， 体现了中国力图向西方 展示中国文学现状以及中国社会现 状的意图。

国家机构文本选择展现了良好 意图， 希望给西方读者提供一个中 国新时期文学的全景图像， 这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对于中国文学 乃至中国社会的认识。 然而， 也必 须要看到， 总体而言， “这些翻译 作品在英美世界的影响很小”（孔 慧怡、杨承淑， 2000：146）。 就 “熊猫丛书”来讲， 20世纪80年 代， “10%左右的译本引起了英 美读者的注意， 一些读者对此表示 出阅读的兴趣， 而90%左右的译本 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接受效果”（耿 强， 2010）。 究其根源， 则与国家 机构翻译的自身属性、呈现出的翻 译规范以及运作机制直接相关。

3.2 国家机构的“施加型”翻译

运作体系 一般来说， 以国家机构为主导 的翻译活动， 其运作环境、运作主 体及运作流程都呈现出井然可控的 规范体系。 外文局所设的翻译机构 拥有完整的组织架构， 等级结构谨 严， 其操控下的翻译运作以国家政 治意志为纲领， 遵循既定的翻译原 则和语言方针， 从原文本选择、审 核到翻译策略决策再到译本印刷、 发行、销售的翻译过程， 都有清晰 明确的管理流程。

严格的翻译运作虽然保证了翻 译活动的有序开展， 但是受制于源 语文化的内部因素， 最终产出的翻 译作品未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从而未能发挥真正有效的文化外交 作用。 外文局出版的译本是由自我 主导、自我生产的文化产品， 这些 由源语文化发起的译本， 大多只是 与源语文化这一方相关， 其翻译规 范主要由源语文化内部的因素所决 定（Chang，2015）。

从译介主体来看，在外文局 的组织架构中， 有关译什么、怎么 译、怎么传播等诸多关键问题多由 管理层决定。 编辑部成员负责挑选 合适的原文本并进行审核， 其考量 标准基于中国文学、文化与政治现 实， 他们对接受国的了解与认知 十分有限（McDougall, 2011: 72- 73）。 而译者则处于整个翻译体系 的底端， 并没有权力参与从选本开 始的整体流程， 译者事实上的话语 权几乎没有（同上: 78）。译本完成 之后， 对译本内容的审查仍然基于 原文及源文化端。 由此可见， 在外 文局主导的国家机构翻译中， 译本 的产生是一种基于自我需求的自我 生产和自我消费行为， 来自目标读 者的需求通常被置于次要地位， 对 译本的发行不够了解， 对译本的接 受也并不知晓， 对翻译作品数量的 关注往往大于作品被翻译的形态与 质量。

从文本翻译的环节来看， 这一 形态下产生的译本文学质量未趋上 乘， 这并非是译者群体的翻译水准 不高， 而是其时对于翻译的理念及 信守的原则并不能有助于产生优秀 译本。 在这一阶段国家机构主导的 翻译行为强调翻译的准确性， 译者 几乎都用直译的方法来处理文字， 如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 都需照直 译出， 使用汉语拼音并添加脚注的 方法。 即使外籍专家指出翻译完全 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还是不能 更改（同上: 79）。这样的翻译策略 和翻译管理， 使得译本行文缺乏文 学作品应有的精警与不可预见性。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曾指出：“北京 官方的译本， 实际上是由委员会制 定的， 他们既不想得罪外国读者， 也不想得罪党的领导，因此‘去掉’ 余数，得到一个最小公分母。对高晓 声和陆文夫来说，甚至对更传统的邓 友梅和汪曾祺来说，其优点和嘲讽锋 芒，都被压抑、磨削，直到几乎看不 出……”（金介甫、查明建， 2006: 67-76）

从译本的出版流通环节来看， 外文局出版的译本大多只在少量的 中国文学和文化书店里出售， 很少 进入国外的主流书店， 也没有特意 的营销手段和渠道辅以宣传。 译本 的读者群体狭小， 多为从事中国研 究的学者、学生或是对中国政治生 态认可的人士。 从收集的国外文学 书评中可见， 书评的撰写者多来自 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的研究领域， 也就是说译出的文学作品成为了解 中国的文献资料， 而书中的文学性 则多被旁略。

综上可见， 国家机构意图打造 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多样景观仅停留 在自我认知的框架内， 最终被简化 为单一镜像， 多被解读为政治宣传 资料， 未能吸引既定的目标语读 者， 文化外交的真正内涵和目标也 就未能真正实现。

4. 世纪后的“借帆出海”：自 我视野与他者视野的融合

进入21世纪， 改革开放全方位 向纵深发展， 中国继续拥抱经济全 球化和自由贸易。 经济与社会层面 的对外开放与变革同样深入文化与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计划化与组织 化的管理模式已变得过时， 此前施 加型翻译为主导的对外传播结构无 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外文化交流需 求。 中国对外翻译场域与权力场的 联系不再像21世纪前一样紧密， 对 外翻译规划也从国家操纵转为国家 资助， 在服务国家利益的同时， 考 虑经济场域的运作， 促进了场域内 部多元化的翻译实践。

4.1 中国文学英译场域的变化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 升， 西方对阅读中国的兴趣与需求 也在不断增长。 21世纪以来， 来 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海外译者、 文学代理人、出版商纷纷加入中国 文学英译场域。 更多接受过文学和 创意写作训练的非学者型译者加入 翻译的队伍， 与学院派译者相辅 相成， 丰富了场域里的翻译实践。 除译者群体之外， 场域内出现了经 验丰富的文学代理人， 如王久安和 谭光磊， 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热衷于 译介中国文学的小型独立出版商。 这些代理人和出版商熟悉英语世界 的文学场域运作机制， 在发掘并包 装作者， 帮助作者寻找合适的出版 社、签订出版协议、协助作品宣 传， 负责作品的海外版权等一系列 业务上均有丰富经验， 可以协助作 家和国内外出版社建立起一个资源 丰富、交流迅捷的信息平台， 成为 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纽带和桥梁。 这些新行动者带来的新翻译思想和 翻译生产方式冲击了中国以意识形 态先行的翻译理念， 译介活动逐渐 走出国家权力操控下的行动范畴， 严肃文学不再是译介的主流， 场域内部的结构开始变化， 中国对外翻 译场域和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翻译场 域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

另一方面，西方读者在经济 全球化的过程中愈发了解中国， 对 中国的认识也不再停留在异域的他 者想象和刻板印象之中。 正如中国 企鹅（Penguin China）出版社主 编周海伦（Jo Lusby）所言，“过 去人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只有一种声 音、一种体验……现在读者开始注 意到来自中国多元化的声音和不同 的意见”（转引自Larson, Chinese Fiction Is Hot）。 新读者的新要求 需要新的生产模式来满足，再加之网 络等新媒体的普及催生了新的阅读方 式，这一切对场域的文化生产提出新 要求， 场域内必须有相应的变化来 满足这些新要求。

中国政府从先前施加型翻译中 吸取经验， 不再对翻译主体、翻译 流程等进行全方位组织化与计划化 的操控， 改以推动和支持， 促进了 对外翻译场域里的变化， 同时也更 好地满足了场域里的变化要求， 在 中国图书对外推介上多措并举， 做 出了诸般努力。 商务部、中宣部、 外交部、财政部、文化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 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等多个国家 机构通力合作， 先后配合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 如《关于促进商业 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 《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 《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 出口的若干政策》等， 着力扶植、 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 支持并帮助 国家文化产品及文化企业走出去。 2005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启动；2006年， “中国当代文学 百部精品译介工程”实施；2009 年“中国文化著作 翻译出版工程” 推行， 这些方案通过对 国际出版合 作的扶持与资助， 以期向世界说明 中国， 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连通与交 流， 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完整、更真 实地了解中国。

4.2 子场域的互动与合作：构建

多元化的当代中国形象 21世纪前， 中国文学英译场域 中的两个子场域——中国对外翻译 场域与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翻译场域 基本处于隔绝状态。 中国对外翻译 场域与权力场关系紧密， 主要表现 为国家机构主导的翻译活动。 英语 世界中国文学翻译场域则与中国研 究学术场域以及政治场域保持共生 关系， 主导行为者为海外中国研究 学者。 而进入21世纪之后， 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 国家对外翻译规划融 合自我视野和他者视野， 以海外市 场的主动需求为导向， 革新了先前 的施加型翻译， 中国文学再次启动 了主动“走出去”的历程。

这一时期国家对外翻译规划打 破了文化外交中“数量优先于影响 力”（Rawnsley, 2012: 133）这一 固定观念。 21纪前的机构翻译选择 基本局限于经典严肃文学， 出版了 大量在国内知名度高的作品， 译介 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随着场域内部 等级结构的转变， 严肃文学不再占 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非学者型译者 拥有与学者型译者不同的惯习， 译 介了不少通俗文学作品， 借助市场 的力量， 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国际影 响力。 《解密》就是中宣部组织实 施的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第一期 所资助的作品， 曹文轩的儿童文学 作品、徐则臣书写北京边缘人物生 活和命运的《跑步进入中关村》也 由翻译工程资助翻译出版。 翻译工 程的实施为中国优秀当代作品的海 外传播提供了强大支撑， 译介了更 多不同类型的作品， 让国外读者得 以了解中国的多元形象。

从译介主体来看，国家机构 不再将译者、出版商等多重角色融 于自身。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了各 国人员的流动性， 越来越多懂汉 语的国外译者对中国产生兴趣， 与中国各种机构合作， 从事中国 当代文学的翻译工作， 为中国文化 的国际传播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

除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蓝诗玲（J u l i a L o v e l l）、陶忘 机（J o h n B a l c o m）、白睿文 （M i c h a e l B e r r y）等著名汉学 家之外，一些非学者型译者陆续 加入当代小说的英译队伍，拓展 了当代小说英译译者的支脉，如 徐穆实（Bruce Humes）、韩斌 （Nicky Harman）、陶建（Eric Abrahamsen）。 这些新晋译者的 惯习不同于传统学者型译者， 学者 型译者在挑选文学作品时往往以自 己的学术爱好或者能否代表中国文 学的水平作为标准， 旁略了文学的 娱乐性功能， 而这些新兴的非学者 型译者不仅对当代文学有独到见 解， 还十分注重选材的多样化， 他 们更注重翻译有独特趣味的作品， 这就大大拓展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以政治阅读为导向的译介边界。 此 外， 近几年来， 国家机构也注重对 于中译外人才的培养。 中国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与英国艺术委员会、英 国文学翻译中心等机构合作， 由凤 凰出版传媒集团与英国企鹅出版集 团联合承办中英文学翻译研讨班， 专门邀请了葛浩文、蓝诗玲、杜博 妮等海外著名译者， 也同时邀请了 阎连科、毕飞宇等著名作家， 与几 十位从事汉译英的中国译者一起交 流探讨。 在中西方译介主体的共同努力 下，我国21世纪的对外翻译规划不只 停留在译介经典作家，同时也关注更 加年轻的作者，在注重西方读者需求 的基础上构建多元的当代中国形象。 从文本体裁来看， 在纯文学叙事之 外，科幻、悬疑、侦探、盗墓、玄幻、 都市等多种类型小说因故事性、趣味 性、时代性也受到青睐。从写作立场 来看，除男性大历史叙事之外，以女 性视角展开的现实性文学作品充满对 于女性个人经验的直接书写，也格外 得到关注。译本数量的增加和题材多 样性的丰富，使外译的中国小说不再 局限为具有“中国风情”的政治批判 读本或社会学读本，反映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话题性约束逐渐松绑，成 为读者文学需求多样性的真实写照。

从译本的翻译与出版环节来 看， 在新世纪共出版的78本译本 中， 有76本出自海外出版社， 而国 家文学机构出版译本仅有两本。 国 家机构不再单独依靠自身力量， 而 是多采取“借船出海”的方式， 多 途径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 如企鹅 中国在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中， 每年 翻译出版5到8本中国题材作品。 由企鹅中国推出的译本包括姜戎的 《狼图腾》、盛可以的《北妹》、 何家弘的《血罪》、王晓方的《公 务员笔记》和王刚《英格力士》， 突破性地拓展了中国题材文学作品 的范围， 展示了不同于以往的封 建、闭塞、落后的中国形象。

再如国际知名出版社哈珀·柯林 斯国际出版集团（Harper Collins）与 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中方提供了约 50部作品的列表，柯林斯出版社很快 选定张炜的《古船》、沈从文的《边 城》以及老舍的《骆驼祥子》，并约 定在5年内陆续把这50部中国现当代 文学精品引入美国。

中国政府还积极搭建与国际 图书博览会的交流平台， 推动中国 出版业与国外出版业之间的直接联 系与合作。 目前我国已与美国、英 国、法国等71个国家的近千家出版 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此外， 国家还 鼓励高校与国外合作， 如2008年 批准北京师范大学申报的“中国文 学海外传播工程”项目。 北京师范 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一起， 邀请世界优秀的汉学家、翻译家， 启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 三年 内出版10卷本《今日中国文学》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英译 丛书， 把近20年来便于翻译、外国 读者容易接受的优秀中国小说、诗 歌、戏剧作品翻译成英文， 在全世 界出版发行。 两者的合作可视为中 国对外翻译场域与英语世界中国文 学翻译场域互动， 构建多元化的当 代中国形象的成功个案。 迄今双方 共同出版了6部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系列中国文学图书， 其中包 括莫言的《檀香刑》、贾平凹的 《废都》英译本以及四部诗歌和小 说翻译合集。 丛书的顾问委员汇集 了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富有影响的 多位中美知名学者， 原文的选材主 要由中方学者负责。 北京师范大学 的刘洪涛在为丛书选材的时候发现 许多被翻译成外文的、有影响力的 中国小说， 充满对遥远过去的迷 恋， 对农村、土地的迷恋， 甚至是 对残忍暴力的迷恋， 所以他希望挑 选出一些没那么夸张的作品， 更加 符合实际、更加贴近当今生活的作 品， 为西方读者呈现另一种关于当 代中国的诠释（转引自王岫庐， 2018: 68）。 比如：Chutzpah!: New Voices from China选择的是 一些年轻的、知名度不高的中国作 者， 以此扩大“中国写作”的定 义， 丰富中国文学在海外接受的内 涵。再比如， By the River: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las 这本中篇小说集则反映了中国人民 日常的琐碎生活。 不同于长篇小说 的宏大叙事， 这种没有戏剧化的日 常生活故事富有独特的中国审美价 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语言 文学系教授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在提到为什么选择“河 流”作为书名和封面时解释道， “河流作为一种叙事元素的审美特 点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凸显。 从人类 学的视角出发， 河流是族群的生命 线， 家乡和外面的世界在这里交 汇，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洗衣、 沐浴、煮饭——在这里展开， 人们 相聚、别离， 各种变化也会在这里 发生。 本书各个故事中所描绘的河 流大多是无名的， 河边并没有发生 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 然而在日常 琐事里， 你会发现故事的意蕴正在 不动声色地聚集起来， 以至于动人 心弦”（同上：69）。 文本选定之后， 再由外方联系 译者翻译、出版作品， 确保了所选作品的文学价值、翻译的文学质量 以及作品的销售渠道。 这种译介模 式让译者和出版社得以摆脱来自源 语国国家机构的操控，立足目的语读 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倾向，同时也能 兼顾源语国的译介动机，能够在 “自 我”与“他者”之间做出较为合理的 判断，建构作者、读者之间较为理想 的共场，促成了多个保留原作文化他 性并符合目的语的阅读喜好的译本。 中外合作的对外翻译模式更好地融合 了中西审美趣味，保证了翻译的可读 性，构建了充满活力、贴近实际生活 的当代中国形象。 不同于20世纪国家机构的“施 加型”翻译， 新世纪的中国对外翻 译规划更好地融合了输出国和输 入国的需求， 为实现文化外交提供 了有效的条件和有力的政策支持， 促进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多元形象构 建。 近年来， 中国文学作品屡 屡获 奖，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余 华、苏童、残雪、阎连科、麦家、 刘慈欣等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广受认 可， 屡屡掀起阅读热潮， 最终都有 力地促进了国家软实力的增强以及 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

5.结语

从改革开放40年来的对外翻译 历程来看， 我国的对外翻译规划以 21世纪为重要分水岭， 逐步应对社 会文化场域的变化， 从“施加型” 转向“需求型”的文化外交模式。 21世纪前的国家机构翻译圉于对自 我形象和自我需求的认知，基本忽视 了输入国的需求以及市场的力量，虽 译出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但这些 译作多是不断深化或重复西方读者既 定的刻板印象，其形成的影响力远远 不及预期。21世纪后我国对外翻译规 划与20世纪最大的不同在于， 国家 机构对于对外翻译的规划和运作不 再是自我生产、自我消费模式， 而 是以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 求为重要出发点， 尊重国外图书出

版发行的规律和特征， 同时开发社 会力量和国外渠道。 “借帆出海” 的多元化翻译规划关注目标文化的 输入意愿， 与目标文化中的各译介 主体积极合作， 使得译介效果大为 改善， 逐步改变了西方读者对中国 单一形象的预设， 成为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实现途径。

由此可见，对外翻译规划需 要突破国家机构自上而下、全方位 单一向的管理与操纵， 在使翻译为 国家利益服务的同时考虑到目的国 的文化与国情需求。 对外翻译规划 应在多元化、多层面上形成互动与 合作， 让包括输出国政府、文化机 构、译者等在内的多个主体在多个 层面上共同运作， 在文本选择、翻 译、传播的过程中结合国家力量和 市场力量。 在传统意义上， 输出国 普遍倾向于输出严肃或高雅文化来 构建和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 但事 实证明通俗文化通过市场的传播也 能获得大量的国际影响力。 鉴于国 家机构的介入无法克服市场力量的 影响， 输出国应当注重各种文学文 化体裁的输出， 更好地发挥市场的 作用， 借助不同的手法讲述故事， 传播多元立体的国际形象。

此外， 鉴于对外翻译场域中出 现了更多的民间翻译机构以及非传 统的翻译出版网络， 我国的对外翻 译规划可以将这些变化更好地将其 纳入政策考量之中， 同时注重场域 内各行为者的合作， 建立翻译出版 的对外传播网络， 发挥他们在国际 市场上的影响力， 让他们成为中国 文化打入国际市场的文化桥头堡。 一言以蔽之， 我国的对外翻译规划 应在考虑输入国需求的基础上以输 出多元化内容为目标， 实现文化外 交中所强调的以文化吸引力来促进 人文交流， 改变既有的刻板印象和 文化偏见， 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提升文化软实力。

本文来源：《中国外语》2018年第6期